破冰者徐显明 | 中国大学校长巡礼
虽然高考还没有进行，江西省重点中学鹰潭市一中校长李木生却在为10多天后学生填报志愿的事犯愁：因为据高三年级班主任的调查摸底，今年高三毕业生中，竟有大量学生倾向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甚至有些尖子生也有这样的想法。作为近几年以考上清华、北大人数多而在江西省闻名的学校，这么多学生考虑报考中国政法大学，多少有点令人意外。进一步了解后，李木生发现，学生倾向报考中国政法大学虽然与近几年法律行业升温有关，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冲着一个人、冲着一项改革去的。
能对学生产生如此吸引力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和他的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的改革。
打开中国政法大学的网站，该校2006年招生章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根据各省人口基数，考虑生源质量、专业特色等因素制订学校分专业、分省生源计划。”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在保持招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对2006年分省区招生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185名削减到今年的160名，北京生源所占比例从去年的9．25％下降到8％。
同时，该校还削减了在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省市投放的招生指标，增加了在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招生计划数，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的招生指标则维持不变。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对新闻媒体掷地有声：“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绝不牺牲教育公平”。徐显明还宣布，今年该校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徐显明的表态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再次激化了围绕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争论。有媒体将中国政法大学的举措解读为“破冰之举”，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炒作”。
徐显明的表态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和关注，是因为历来高校招生指标在各省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公开操作，而且，也是舆论界指责教育不公平的一个焦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洪宇认为，近年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特别是进入“985”工程的重点高校在所在地名额投放比例过高。比如，河南的总人口数是北京的8倍多，考生总数是北京的7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分别是河南的4．5倍和4．9倍；山东的总人口数是上海的近7倍，考生总数是上海的6．5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是山东的22倍多。新华社报道分析说，北京1．7万个人中就有1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56．7万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相差33倍。
一份对2000年至2002年全国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是44．76％。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浙江大学则以每年超过60％的本地生源比例，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研究生院”之首。
争议者徐显明
徐显明的表态和后来政法大学推出招生制度改革在社会上引起多方面强烈反响。
有人说，徐显明力推的改革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失望。他们认为，徐显明和中国政法大学试图从招生环节还教育以公平的尝试，在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上小小地迈出了一步，多少让饱受教育不公却呼告无门的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不但没有看到更多的全国重点大学校长对教育公平的诉求表示赞同、跟进，反而听到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词，在为现有的教育不公正辩护。而且在这场争论中，竟有人将争论转移到徐显明个人身上。
“徐校长早就预料到此举会有争议，毕竟中国古训里就有‘枪打出头鸟’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把这种争议转移到对他人身的攻击也太过分了。”中国政法大学一位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场关乎教育公平的争论中一些人的做法非常不满。
徐显明对中国政法大学招生改革计划刚一宣布，就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力挺者认为，徐显明推出的改革虽然离人们理想中的招生公平还有一定距离，但毕竟在打破蓄意的地方保护主义，对高招比例进行了一次真实的纠偏，这种实践公平、追求公正的理念很值得称道。
而反对者认为，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方式是对历年生源质量、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招生对象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当地生源人数等综合考虑的结果。相对来说，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更能照顾到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考生，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如果全国的高校都按地区人口来分配招生指标，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差异，最终将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大滑坡。
如果说，上述这样的争论还仅限于学术上、制度层面上，那么后来出现很浓的火药味还是大家始料不及的。
这火药味首先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在孙东东教授看来，政法大学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会造成“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他甚至直斥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
在孙东东这番言论的带动下，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过激的声音：攻击政法大学成了“脱盲学习班”者有之；坚决“反对向人口超生大省倾斜”者有之；建议北京拒绝给政法大学投入经费者有之；鼓噪政法大学迁出北京者有之……
孙东东的言论也激怒了许多徐显明的支持者。记者在政法大学校园采访时，一位来自河南的学生很气愤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专家凭什么这样诋毁我们徐校长，我看他才是完全不懂教育呢。他认为各地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才是招生指标背后的根本问题，言外之意是许多中西部学生的水平不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呗。我高考那一年，当我知道了北大法律系在北京的录取分数和我所在地所需分数时，我就发觉高考所宣扬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口号，是多么的可笑和荒谬。”而在网络上，徐显明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有的人喊出了“我以我血荐徐公”的口号。
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关于高招比例引发的种种乱象，已经困扰高考改革多年，尽管民怨声声、理论纷纭，但从来没人敢打破这个分蛋糕的游戏规则，哪怕是改良一下，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个动辄得咎的雷池。而徐显明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他追求公平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真实者徐显明
也许是因为这种压力，就在“两会”上徐显明透露招生政策改革的消息后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各部门就得到校方低调处理的通知。虽然外界的争议很激烈，但这期间除了学校副校长马抗美就这次招生改革背景及原因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外，徐显明沉默着，中国政法大学也没有吱声，但是按省人口数分配本科招生名额的招生却在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因为学校的老师们都清楚，这次改革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指责的“炒作”，而是徐显明多年来追求公平理念的体现。
如果翻开徐显明近几年的治校脉络，我们会发现贯穿徐显明工作的整个教育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在教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法学出身的人要学会如何去关爱人，人文精神的终极就是关爱人和尊重人。”
作为一位44岁的中青年学者，2001年徐显明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多少有点令人意外，此前他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和研究生院院长。究竟是什么让徐显明如此受器重，担此重任？关注人权入宪的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三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生存权论》、《应以宪法固定化的十种权利》和《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生存权”一文曾被誉为中国人权研究的代表作。正是该文，最早呼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十种权利”一文系统地分析了宪法中还应增设的十种基本人权：一是生存权；二是财产权；三是环境权；四是发展权；五是知情权；六是隐私权；七是经济自由权；八是迁徙自由权；九是平等权；十是受公正审判权。在2004年宪法修改中，已有四种在宪法新确立的人权制度中体现。
“体系与分类”一文从理论上解决了宪法在人权体系上存在的封闭式缺陷。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开放式人权体系应由三部分构成：关于人权的一般性原则；为人权推定，设定的概括性条款；具体的列举式人权。文章郑重建议，为弥补宪法在人权体系上的不足，在宪法中应增加一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3篇文章，均出自徐显明。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人权专家，徐显明被外界誉为“人权使者”、“中国法理学三剑客”之一。身为中国著名的人权专家，他一直为人权入宪鼓与呼；
身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曾率先提出人权入宪的议案；他执著地进行“人权行动”――到各大学作百场人权讲座。仅在人权入宪后，他已开讲10余次……他倾向于从制度上审视人权，他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必须具有人权的观念，他说：“做一名‘人权使者’，尤其是平民的‘人权使者’，是我将学术、理想、做人相统一的一个夙愿。”
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理解徐显明为什么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校训里加进“致公”二字，他要政法大学树立公正、正义的价值观；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徐显明要再三主张保持学者的适度贫困，他认为过度富足会使学者丧失对社会惰性的批判力。
坐台听戏容易，上台唱戏难。徐显明的戏本里却一直标注着“公平”的角本，尽管有杂音，但是他心中的公平大戏，民众心中正义的大戏，正在一幕幕地上演。
来源：人民代表报